少數(shù)民族有其固有的服飾,包括材料、紋飾、偏好之色彩以及相關的習俗和制度。在他們沒有進入中原漢族居住區(qū)之前,已經(jīng)在這些方面與漢族有交流并相互影響。當他們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國家制度和機構時,又會學習和借鑒中原的服飾制度。當他們建立政權時,對漢族服飾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抉擇之一。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歷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民族間爭斗融合而共存之歷史。古代中國以中原君臨天下,國界是變動的。由于東方和南方有較多的海岸線,西邊亦多高山峻嶺險惡地形之存在,疆域較多趨于穩(wěn)定;而北方存在著巨大的進退空間。
中國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常被稱作胡或胡人。胡人可以指我國北方的邊民,有時也可以指稱北方或西域的外國人。中國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服飾,用一個固有的歷史名稱來指代統(tǒng)括,那就是胡服。盡管朱熹早就指出:“今世之服大抵胡服”,但中國古代服飾中的胡服成分,還是被大多數(shù)人大大低估了。例如,拓跋鮮卑的北魏政權,特別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成了當時事實上的中華文明中心的代表。對此,《洛伽藍記》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可謂盡天地之區(qū)也。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shù)。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門巷修整,閶閨填列,青槐蔭柏,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在焉?！碑敃r的南朝使者入洛陽,都驚嘆此地的宮宅衣冠之盛。
少數(shù)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服飾,包括材料、紋飾、偏好之色彩以及相關的習俗和制度。在他們沒有進入中原漢族居住區(qū)之前,通過貿(mào)易、賞賜和供奉等不同形式,已經(jīng)在這些方面與漢族有交流并相互影響。當他們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國家制度和機構時,又會進一步受到中原政權的影響,包括學習和借鑒中原的服飾制度。當他們進入漢族居住區(qū),乃至建立政權統(tǒng)治包括漢族在內(nèi)的多族人民時,對漢族服飾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抉擇之一。
中國古代方少數(shù)民族對此的態(tài)度和抉擇大致有三。一種是采取服飾的漢化。典型的例子是北魏拓跋政權,特別是孝文帝時期?！?span id="brgrjyu"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493601" qid="6595530733106763016" mention-index="0">資治通鑒》卷140記太和十九年(495) “魏主引見群臣于光極堂,頒賜官服”,卷141記太和二十一年“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座”。這說明北魏服制采用漢族政權冠服制度,并取得成功。這是尚書李沖(漢人)等費六年之久所制定的。孝文帝的服飾改革在制度外就不那么順利。同卷142記他南巡歸來,見洛陽仍有不少鮮卑婦女“猶帶小帽著小襖”,十分不滿,責怪任城王元澄及留守官員,使之“皆免冠謝”。其實這里使用“漢化” 一詞并不是那么合適。有一個新的概念“涵化(acculturation)”或許更精確一些。因為一方面是鮮卑服飾的漢化,另一方面卻是漢人也染上了“胡氣”。正是由于北魏時期的這種服飾“涵化”現(xiàn)象,“質(zhì)樸堅實的漢人”才變成了“富麗堂皇的唐人”(張慶捷語)。
另一種則采取強制措施,逼迫漢人改著少數(shù)民族服飾,如清代所發(fā)生者。清朝以人口極少并以騎射為主之滿族為核心,要取代明朝以來統(tǒng)治人口多、面積大、文明高度成熟的中土,除了運用軍事和政治之手段,還需借用包括“改冠易服”在內(nèi)的文化手段作為輔助。服飾成為制度,而制度化的服飾就是高度符號化的服飾或充滿符號化元素的服飾。這些符號化的元素一部分來自入關前的滿族服飾,承繼著契丹女真一脈之傳統(tǒng)。這些元素可以強調(diào)滿族作為統(tǒng)治者的特殊地位,賦予其天授神權的光環(huán)。但是,還是有一部分來自以漢族為主的中土文明的元素被有意或無意地保存了下來。深藏于歷經(jīng)千百年來改朝換代因襲變革的制度文化中的這些元素,可以賦予原本被視作異族的外來者以正統(tǒng)繼承者的形象。
居于這兩種之間的是第三種,即放任漢人著漢族服飾,少數(shù)民族著自己的民族服飾。此則以遼代的契丹為典型。由于契丹人南北分治的二元政治主張及其中國意識(自稱北朝而以宋為南朝),遼代實行的是“國服(契丹服)”和“漢服”并行的二元服制體系。
所以,中國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服飾,不僅是物質(zhì)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治史的一部分,其歷史的重要性(historical significance)常常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歷史研究的材料,有文獻、實物和圖像三大類。與研究漢族的歷史不同,也與研究少數(shù)民族政治、經(jīng)濟、軍事史不同,少數(shù)民族服飾史的文獻研究比較困難。一是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文獻大大少于漢族的歷史文獻,二是少數(shù)民族歷史文獻中常常缺少了像漢族正史中自東漢永平二年(59)以來連續(xù)不斷的有關服制的官方記載。三是盡管《魏書》有“禮志”,《遼史》有“儀衛(wèi)志”,《金史》和《元史》有“輿服志”,但是這些漢人學者用漢語語匯為能指的記載,很容易使讀者對其所指產(chǎn)生歧見和誤解。如《元史》中的“只孫”和“怯緜里”被釋為“一色服”和“剪茸”,失去了原文中的色彩和語境。
另外,古代少數(shù)民族服飾的遺存也較少。雖然本書涉及的這些古代民族都有一定的相關服飾文物出土,但由于與漢族的墓葬習慣不同,要判斷這些文物的歸屬,或他們與某一民族的相關程度,都頗費周折。即使有了結論,也常常留下商榷的空間。其中少數(shù)受漢族影響較多的墓葬,如北朝和唐代的粟特人墓、遼代的契丹人墓,指認較易;而西北較多的胡人墓的出土品,常被人用作匈奴文化研究,但對此提出質(zhì)疑也有充分的理由。
相對于文獻和實物,有關少數(shù)民族服飾的圖像較為豐富,且在時空的分布上也更加適宜研究之用。敦煌壁畫和雕塑的創(chuàng)作時期延續(xù)千年,這對于研究者建立古代少數(shù)民族服飾在時間向度上的發(fā)展軌跡十分有利。所以我們更重視圖像材料的分析和解讀。當然,我們也充分意識到“圖像的陷阱”之存在。
東華大學服裝藝術設計學院很早就開始了對中國北方古代少數(shù)民族服飾的研究。1997年,我指導研究生寧方軍著手對“敦煌早期壁畫對研究北朝服飾的可行性”做了研究。后來我們又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研究院、中國絲綢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新疆考古所和山西省考古所等單位合作,以圖像材料為主進行此專項的研究,并先后成立了敦煌服飾研究中心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染織服飾專業(yè)委員會,以加強與各方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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